李商隱是中晚唐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對宋初詩壇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詩向以晦澀難解而著稱，而《錦瑟》又是其詩集中最為難解和膾炙人口的詩篇。在本文中，著名小說家、文學史家施蟄存先生細繹歷代詩話對《錦瑟》一詩的解讀和評價。施蟄存先生在總體上認同《錦瑟》是為悼亡而作，但主張解詩不宜太實，否則興味全無，反失詩家本來意味。本文選自施蟄存名作《唐詩百話》。

李商隱《錦瑟》的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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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蟄存先生

（1905.12.03-2003.11.19）

南朝宮體詩綺麗的辭藻，到盛唐時，已被擯斥在詩壇之外。王、孟的詩，固然清淡；即使李、杜、高、岑，也絕不堆垛秾艷的字面。從此以后，詩家一味祟尚清淡，到了郊、島，已清淡到質樸無華的古拙境界，不免有人感到枯瘁。物極必反，首先出現了一個李賀。他從齊梁詩賦中汲取麗辭幽思，運用在唐代的聲韻瑯然的近體詩中，登時使唐詩開辟了一片新境界。受李賀影響的有施肩吾、段成式、溫庭筠、李商隱。段、溫、李三人都排行十六。所以當時人稱他們的詩體為“三十六體”。

杜甫作詩，極講究句法，如《秋興》八首之類，詩句都極為雄健。作長篇詩，又在敘事方法上，繼承了司馬遷、班固的史筆，如《北征》、《自京赴奉先詠懷》之類，形式是詩，精神卻是一篇散文。這一特征，首先由韓愈繼承了下來，于是使后世有“以文為詩”的評語。李商隱的詩，在句法與章法、結構方面，顯然可以看出杜甫、韓愈的特征。

為了要運用綺麗的字面來結構對偶的律詩句法，有許多思想、情緒，甚至事實，不使用本色詞語來表達，于是不得不借助于運用典故。在李商隱以前，詩人運用典故，不過偶爾用一二處，不會句句都用典故。而且一般的用典故，都是明用，讀者看得出，這一句中包含著一個典故。只要注明典故，詩意也就明白了。但是，李商隱的詩，往往是逐句都用典故，即使都注明白了，詩意還是不易了解。因為在運用典故的藝術手法上，他也有所獨創。他在詩中運用典故，常常是暗用、借用或活用。典故本身所代表的意義，常常不是李商隱企圖在他的詩中所顯示的意義。

南朝宮體詩，使用綺麗的辭藻，描寫男女歡愛的宮廷生活，這些詩的思想內容，不會越出文字意境之外。因此，宮體詩的創作方法，絕大多數都是“賦”。李商隱有許多詩，也是組織了許多綺麗的辭藻，描寫男女歡愛。但在文字表面現象的背后，還隱藏著與男歡女愛不相干的意義。這樣，李商隱的艷體詩，或說情詩，僅是他的某一種嚴肅思想的喻體，我們說他是用“比興”的創作手法來寫這一類詩的。溫庭筠與李商隱齊名，文學史上稱為“溫李”，但溫庭筠的詩很少比興手法。無論意義與價值，溫庭筠的詩遠不如李商隱。

在唐詩中，李商隱不能說是最偉大的詩人，因為他的詩的社會意義，遠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詩。但我們可以說李商隱是對后世最有影響的唐代詩人，因為愛好李商隱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北宋初年，以楊億、劉筠等人為首的一群詩人，掀起了一個學習李商隱詩的高潮。他們刊行了一部唱和詩集，名為《西昆酬唱集》，后世就把李商隱風格的詩稱為“西昆體”。自從歐陽修、石介、梅堯臣等提倡魏、晉風格的古詩，黃庭堅創立了江西詩派以后，西昆體就不時行了。但是，王安石還說：要學杜甫，應當從李商隱入門。

明代是唐詩復興時期，從前、后七子到陳子龍、錢謙益、吳梅村，都有李商隱的影響。清代中期以后，詩人好做情詩，專學李商隱的無題詩，流品愈下，出現了王次回的《疑云集》和《疑雨集》。再以后，就有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的那些香艷詩了。　

金代詩人元遺山的《論詩絕句》云：　

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前二句是《錦瑟》詩中的句子，下二句說詩家都愛好李商隱的詩，但苦于不解詩意，最好有人把它們箋注明白，像漢代鄭玄箋注《詩經》一樣。這是歷代以來讀李商隱詩的人共同的愿望。到了明代末年，有一個和尚道源開始為李商隱詩作注解。這部書現在已經失傳，無法見到，據說是“徵引雖繁，實冗雜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但清初王漁洋在《論詩絕句》中曾極力推崇他，比之為箋解《詩經》的功臣毛公與鄭玄：

　
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

千秋毛鄭功臣在，尚有彌天釋道安。

據宋人筆記《楊文公談苑》云，李商隱每作詩文，一定要查閱許多書本，亂攤在屋子里，人家比之為獺祭魚。原來水獺啣到了魚，并不立刻吞食，它要把得到的魚，一條一條陳列在面前，好象祭祀這些魚。好久以后，才把這些魚吃掉。李商隱亂攤書本，找尋資料，以寫詩文，情狀也和獺祭魚一樣。“獺祭”這個詞語，現在已被用來譏諷人家東抄西襲做文章了。道安是苻秦時高僧，自稱“彌天釋道安”，詩中用以指道源。

清初，朱鶴齡在道源注本的基礎上，增補了許多。其后，經過程夢星、姚培謙、馮浩等人的箋注考釋，現在我們用的是馮浩的《重校玉溪生詩詳注》。借助于這個注本，我們對李商隱詩中的典故，大致可以了解。但是，對于整首詩的涵義，還是不容易明白。盡管馮浩作了大量的考證箋釋，恐怕還有許多不能作為定論的地方。

李商隱的詩，既然有了詳盡的注解，還是不容易看懂，而讀者偏偏還是愛好，這不是很有矛盾嗎？并不矛盾。這正是唐詩的特征，尤其是在李商隱詩中體現了出來。唐詩極講究聲、色、意。首先是聲，平仄諧和，詞性一致，都是為了追求音律的美，所以稱為律詩。隋代以前的五言詩，在不合樂的時候，都是平讀的，象我們現在朗誦白話詩一樣。唐代的律詩，即使不配音樂，也可以象歌曲一樣吟唱，因為它的文字組織有音樂性。其次是色。它屬于文字的美，是訴之于視覺的。李商隱極能組織綺麗的辭藻，他運用的單字和語詞，濃淡，剛柔，非常勻稱，看起來猶如一片古錦上斑斕的圖案。最后才是意。深刻的思想、感人的情緒，都是詩的內容，我們稱為詩意。李商隱的詩，盡管我們不能理解其詩意，但是它們的聲、色同樣有魅力能逗取我們的愛好。現在我舉出一些歷代以來眾口傳誦的名句：

永憶江湖歸白髪，欲回天地入扁舟。

(《安定城樓》)

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

(《回中牡丹》)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無題》)

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又無人。

(《春日寄懷》)

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卷旗。

(《重過圣女祠》)

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

(《無題》)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無題》)

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無題》)

以上八聯，都是不朽的名句。第一聯不用綺麗字面，而句法卻儼然是杜甫，錢良擇在《唐音審體》中稱之為“神句”。這些詩聯，放在全篇中，盡管全詩的涵意不甚可解，但就是這一聯，已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使人擊節心賞了。此外，還有許多聯句，連意義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只因為有高度的聲、色之美，也使讀者不求甚解而仍能感到它是好詩。

李商隱的詩，有許多題作《無題》《有感》《讀史》的，這些詩題，并不象歷來詩人那樣，用以說明詩的內容。為了記錄他的戀愛生活，或者發泄他的單相思情緒，他寫了一首隱隱約約的詩，并不要求讀者完全明白，于是加上一個題目：“無題”。如果他在社會生活、政治生活方面有所感觸，也用艷情詩的外衣寫下來，也題之為“無題”或“有感”。如果他對當時的政治、國家大事有所憤慨，他就用借古喻今的手法作詩，題之曰“讀史”。“讀史”就是“詠史”，這種詩題是古已有之。“有感”也有人用過。“無題”則是他的創造。此外，李商隱還有許多詩，用第一句開頭二字為詩題，如《錦瑟》、《碧城》之類。這些詩，其實也就是“無題”。

白居易作《新樂府》，惟恐讀者不明白他的詩意，在詩題之下，還要摹仿《毛詩》，加上一個小序。例如詩題《杜陵叟》下面有一句小序：“傷農夫之困也。”白居易希望自己的作品大眾化，要做到“老嫗都解”。盡管他的詩已經夠明白淺顯，他還是不憚煩地要在詩題上表現清楚。李商隱恰恰相反，詩意已經朦朧得很，還不愿加一個說明性的題目。留有馀地，讓讀者自己去感覺，而不是理解。白居易和李商隱，代表了兩種文藝觀點，兩種創作方法。一個是現實主義，一個是近于象征主義。　　

現在我們就以《錦瑟》這首詩為例子，看看歷代以來許多人的體會：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宋人《許彥周詩話》云：“《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柱如其弦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詩，而趙推官深為說如此。”

這大概是解釋此詩的最早資料。許彥周記錄趙深的講法，以為這首詩是李商隱聽了令狐楚家妓彈奏錦瑟以后寫的。錦瑟有四種音調，詩中兩聯四句即分別描寫這四種音調。“莊生”句是寫適，或感，“望帝”句是寫怨，“滄海”句寫清，“藍田”句寫和。這樣講詩，真是可謂曲解。“望帝”句勉強可以說是形容其怨，其馀三句就扣不上去了。瑟與琴一樣，都是一弦二柱，錦瑟的柱數與弦數同，顯然是胡說，既然李商隱自己沒有注明此詩本事，又何從知道令孤楚家妓女曾彈奏過適怨清和的瑟曲呢？但是，盡管許多人不能同意如此講法，而王世貞還說：“李義山《錦瑟》詩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藝苑巵言》)他以為李商隱的這一類麗語，講不通就沒有意思，講通了反而又覺得不過如此，沒有馀味了。這一評語，正說穿了李商隱詩的特征。

劉攽《中山詩話》說：錦瑟是當時某一個貴人的愛姬。《唐詩紀事》說是令狐楚的妾。總之，都以為錦瑟是人名，而這首詩是李商隱寫他對錦瑟的愛戀。這一講法，也只是臆說，毫無根據。

但是《唐詩鼓吹》中郝天挺注此詩，仍用適怨清和之說。廖文炳從而解云：“此義山有托而詠也。首言錦瑟之制，其弦五十，其柱如之。以人之華年而移于其數。樂隨時去，事與境遷，故于是乎可思耳(以上解第一聯)。乃若華年所歷，適如莊生之曉夢，怨如望帝之春心，清而為滄海之珠淚，和而為藍田之玉煙，不特錦瑟之音，有此四者之情已(以上解中二聯)。夫以如此情緒，事往悲生，不堪回首，固不可待之他日而成追憶也。然而流光荏苒，韶華不再，遙溯當時，則已惘然矣(以上解尾聯)。”這樣解釋，已經是逐句串講了，但是讀者還未必能豁然開朗，信服他講得不錯，已表達了作者本意。　　

錢良擇在《唐音審體》中釋云：“此悼亡詩也。《房中曲》云：‘歸來已不見，錦瑟長于人。’即以義山詩注義山詩，豈非明證？錦瑟當是亡者平日所御，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興也。集中悼亡詩甚多，所悼者疑即王茂元之女。舊解紛紛，殊無意義。”以此詩為悼亡而作，以錦瑟為興感之物，朱彝尊、朱長孺、馮浩也都有此設想，不過對詩句的具體意義，各人的體會又各有異同。

“錦瑟無端五十弦”，錢氏云：“瑟本二十五弦，一斷而為二，則五十弦矣。故曰無端，取斷弦之意也。”馮浩最初的箋解，以為此句是“言瑟之泛例”，引李商隱詩另一句“雨打湘靈五十弦”為例。又說：“以二十五弦為五十，取斷弦之義者，亦誤。”又說：“此悼亡詩，定論也。以首二字為題，集中甚多，何足泥也。”這樣，馮氏雖然也以此詩為悼亡而作，但錦瑟和五十弦都沒有任何寓意。但他在重校本中卻同意了錢氏的講法。

“一弦一柱思華年”，錢氏云：“弦分為五十，柱則依然二十五。數瑟之柱而思華年，意其人年二十五歲而卒也。”楊守智箋云：“琴瑟喻夫婦，冠以錦者，言貴重華美，非荊釵布裙之匹也。五十弦、五十柱，合之得百數。思華年者，猶云百歲偕老也。”何焯解此詩首二句云：“首借素女鼓瑟事以發其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馮浩箋云：“楊說似精而實非也。言瑟而曰錦瑟、寶瑟，猶言琴而曰玉琴、瑤琴，亦泛例耳。有弦必有柱，今者撫其弦柱而嘆年華之倏過，思舊而神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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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劉貫道 繪《夢蝶圖》

“莊生曉夢”二句，錢氏以為“言已化為異物”。何焯云：“悲其遽化異物。”馮浩則以為上句是“取物化之義”，下句則“謂身在蜀中，托物寓哀”。

“滄海月明”二句，錢氏以為上句言其“哭之悲”，下句“謂已葬也，猶言埋香瘞玉”。何焯以為“悲其不能復起之九原也”。這兩家的意見是同樣的，上句寓悲悼之意，下句惜其長眠地下。馮浩不同意這一講法。他以為這首詩的下半是“重致其撫今追昔之痛”，“滄海”句是“美其明眸”，“藍田”句是“美其容色”。

最后一聯，“此情”二句，錢氏解釋道：“豈待今日始成追憶，當生存之時，固已憂其至此矣。意其人必婉弱善病，故云。”馮浩在初校本中，講法與錢氏不同。他說：“惘然緊應無端二字。無端者，不意得此佳耦也。當時睹此美色，已覺如夢如迷，早知好物必不堅牢耳。”但是在重校本的《補注》中，卻全部否定了自己的舊說，認為錢氏“起結之解，究為近理。中四句必如愚解。”他承認錢氏對此詩首尾兩聯的解釋，較為近理。可是還堅持他對中間二聯的解釋。

以上所引諸家，都是清初康熙、乾隆朝的箋注家。他們都認為這是一首悼亡詩，但是全詩八句，各人的講法都不盡一致。即使有相同處，也是同中有異。總的說來，清代詩家都同意這是為悼亡而作。只有一個紀曉嵐，以為它是一首艷情詩：“始有所歡，中有所阻，故追憶之而作。”(《李義山詩辨正》引)差距其實不遠，只是那位美人死與不死之別而已。

據說有一個宋刻本李商隱詩集，第一首就是《錦瑟》，因此，何焯又曾以為是李商隱“自題其集以開卷”，此詩有自傷生平之意。此說記載于王應奎的《柳南隨筆》。馮浩以為這不是何焯的話。近代張采田作《玉溪生年譜會箋》，關于《錦瑟》這首詩，就采用此說。最近出版了一部《李商隱評傳》，其作者更以為這樣講法“最得其實”。他又從而“發揮”之。現在節錄如下：　　

《錦瑟》實際上是李義山一生遭遇蹤跡的概括。宋刊義山詩集把它置于卷首決不是偶然的。首聯以“錦瑟”興起，是虛寫。“思華年”三字統攝全篇，是本詩基本主題思想的概括，中四句是純系自傷生平之辭。“莊生”句包含兩方面意思。一方面是實寫，即追憶青年時代仙游生活。“莊生”，詩人自謂；“迷蝴蝶”，喻入道仙游。另一方面又是虛寫，是說自己青年時代有過許多綺麗美好的理想，后來在冷酷的現實生活中逐一幻滅，化為泡影，晚年回憶起來真是既辛酸，又甜蜜。“望帝”句謂我滿腹憂憤，惟有假詩篇以曲傳。“春心”寓遲暮之感。“滄海”句取滄海遺珠之意。意思是說：滄海的遺珠長對明月而垂淚。“藍田”句意思與上句相近，是說藍田的美玉，每臨暖日而生煙。總的說來，這兩句義山自慨不遇。珠、玉，詩人自喻美才；淚、煙，抒寫沉淪不遇之痛。尾聯運用遞進句式，今昔對照，突出詩人內心的惆悵寂寞。詩用反問句式更有力地肯定正面意思：凡此種種遭受，何待今天回憶，就在當時也夠令人惆悵傷感的啊！又詩題曰《錦瑟》，取首二字為題，猶《無題》也。　　

作者每講一個詞語，都引李商隱其他詩中同一個詞語為證。例如莊周夢蝶的典故，李商隱用過好幾次，作者都引用來作為旁證，以證明這是寫“游仙生活”。看到句中有“滄海”和“珠”字，就說這是“滄海遺珠”之意。從來講唐詩的，何止數百家，盡有講得很深奧屈曲的，但沒有見過如此穿鑿附會的講法。李商隱原詩雖然不能諑句實講，但體會其涵義，我以為悼亡之說，還是近情。自傷生平的講法，或者可以聊備一說，但如果用《評傳》作者這樣的曲解，恐怕無論如何也講不清這是一首自傷生平的詩。

以《錦瑟》為例，可知李商隱的許多無題詩，盡管注明了詩中所用典故，還是不很容易了解其主題思想。

馮浩在幾十年的研究及箋注工作以后，寫下了兩段結論。其一云：“自來解無題諸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有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知實有寄托者多，直作艷情者少，夾雜不分，令人迷亂耳。《鼓吹》合諸無題詩而計數編之，全失本來意味，可尤噱也。”　　

其二云：“說詩最忌穿鑿。然獨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論世之法求之，言外隱衷，大堪領悟，似鑿而非鑿也。如《無題》諸什，余深病前人動指令孤，初稿盡為翻駁，及審定行年，細探心曲，乃知屢啟陳情之時，無非借艷情以寄慨。蓋義山初心，依恃惟在彭陽，其后郎君久持政柄，舍此舊好，更何求援？所謂‘何處哀箏求急管’者，已揭其專壹之苦衷矣。今一一注解，反浮于前人之所指，固非敢稍為附會也。若云遁體一無謬戾，則何敢自信。”　　

馮浩最初不贊成以前許多注釋家的觀點，他在初刻箋注本中，對前人以為有寄托的好些無題詩，一概批駁，斷定它們都是描寫愛情的艷詩。但后來對李商隱的生平遭遇，經過深入研究，發覺李商隱並不是一個風流浪子，他的那些艷詩，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是有隱喻的。于是他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探索這些無題詩的微意。結果是，在他的重定本《箋注》中，他認為是有寄托的無題詩，反而更多于前人研究的結果。

但是他也肯定有一小部分無題詩，還是賦艷情之作。在這種夾雜不分的情況之下，他認為必須有所區別，而《唐詩鼓吹》把李商隱的許多無題詩集中在一起，使讀者不能區別鑒賞每一首詩的意味，這是他認為可笑的。

但是，對于李商隱的詩，運用“以意逆志”的方法來求解，馮浩也還不敢自信其無誤。所以，我以為還是采取陶淵明的方法，“不求甚解”為妙。

來源：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詩刊社

編輯：鄧汝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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