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畢昇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近百年來，他一直是中國印刷史乃至中國文化科技史的重要一章。不過，畢昇雖然是熱門題目，提及者和討論者都甚多，但是，就淺見所及，有些基本問題似乎常常為人忽略。例如，他的發明為何沒有對當時的印刷業產生影響？他和后世類似的發明（木活字、銅活字）為何在中國始終時出時綴，不能形成一個可持續增長的產業？討論這些問題比起闡發畢昇發明的偉大意義，顯然是不甚過癮。不過，它們畢竟是中國印刷發展歷程中無法回避的一章。

最近，筆者有機會看到美國歷史學者約翰·曼（John Man）的《古騰堡：一個人如何用文字重造世界》（Gutenberg: How One Man Remade the World with Words, New York: MJF books, 2002）對西方一個畢昇式人物的研究，以為他的研究對我們討論上述問題不無啟發，特以曼書的有關成果為基礎 （本文有關古騰堡的論述，都本自曼書），草此小文，求教于方家。

《古騰堡：一個人如何用文字重造世界》

我們對中國的畢昇自然是如數家珍，但是，未必有多少人注意到西方也有位畢昇式的人物——古騰堡。古騰堡是西方活字印刷術的祖師爺，出生于今天德國敏茨城一個富裕但日漸敗落的猶太商人家庭。他的發明是在十五世紀中葉，當然要比中國的畢昇晚數百年。他發明的鉛活字印刷術對近代早期西方文明的發展有著革命性的影響。不過，他的發明生涯以悲劇告終。他雄心勃勃，試圖通過新的發明出人頭地。讓人扼腕的是，他嘔心瀝血的發明，最終沒有帶來他渴求的財富和地位，反而使他債臺高筑，被迫用自己的發明抵債。十五世紀下半葉，當整個歐洲都在為他發明而激動時，他本人卻默默無聞地度過自己的后半生。幸運的是，在他去世前，人們逐步認識到他的發明的價值。敏茨——他家鄉的市政府因感念他的偉大發明而發給他一筆豐厚的養老金，使他得以安度晚年。

古騰堡和畢昇有一點非常相似，都是籍籍無名之士。畢昇如果沒有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的一段記載，其發明恐怕早已為歷史淹沒。古騰堡及其發明，雖然一問世就產生巨大影響和沖擊，但他本人甚少為同時代人所注意。時至今日，我們甚至不知道他確切的生年。現在古騰堡的生年，實際上是十九世紀末才忽然注意到古騰堡及其文化貢獻的人為紀念他方便而根據他生平建構出來（說杜撰也未嘗不可）的（詳參曼28頁）。在此之前，不少學者甚至指責他的活字印刷術實際上是剽竊他人，真正的發明者是一位荷蘭猶太裔工匠。這個錯誤直到二十世紀初才被糾正過來，曼在他的書中對此也有所分析駁正。十九世紀以后，古騰堡發明的價值才逐步為西方學者所注意，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這些研究對外行來說過于專門、艱深，讓人望而生畏，反倒成為人們，特別是沒有知識背景的讀者了解那位西方“畢昇”的障礙。

不過，這個障礙隨著約翰·曼的古騰堡傳記的問世幾乎消失。曼精通科學史，又長于德國研究，還是西方語言歷史研究的專家。他在完成這本篇幅不大的傳記之前，寫過一部有關西方字母起源的著作。有如此豐富而多樣的學術背景、準備和積累，他的古騰堡研究自然能舉重若輕，用明快清暢的語言，把一個很易于成文晦澀的題目寫得有聲有色，讓任何一位沒有歐洲史或科學史背景的讀者都能和他一道，重返生機勃勃而又動蕩不安的十五世紀中歐，回溯古騰堡和他燦爛而坎坷的發明歷程。

古騰堡

這本古騰堡傳記篇幅不過三百頁，字數不到十萬字，曼仍然下了十足的史料功夫。他在書中不僅細心入微地考證古騰堡家族的來龍去脈，古家在敏茨的政治社會地位，甚至連古家的房產來歷、位置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他非常欽佩古騰堡的發明天才和組織能力。他認為，古騰堡發明的印刷術以及他以此出版的第一部活字版的圣經，就其技術水準、版面設計、字形編排等方面而言，遠超出活字印刷術在初始階段應有的水平，是需要高度有效的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的杰作，沒有杰出的組織才能，沒有非凡的技術天賦和直覺，沒有對完美質量的癡迷和執著，是不可能出現的。

不過，曼并沒有像諸多發明家傳記作家那樣，把自己的傳主塑造成一位偉光正、高大全的科學圣人。相反，他把古騰堡當作一位有天賦的普通人來寫。在他看來，古騰堡天才橫溢的發明來自他那顆不甘心于下層，試圖靠發明重返上流社會的雄心。這種雄心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五世紀上半葉敏茨經濟形勢和他家庭變故的產物。

如前所述，古騰堡出生于一個相對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從敏茨市政府領到一份年俸。除此之外，他的名下沒有其他收入，他也沒有可承繼的財產，而且，他母親是一個小店主，這個身份意味著年輕的古騰堡失去了晉升為敏茨市上層貴族的資格，自然也無法指靠貴族身份和特權來安排自己的未來。到了十五世紀三十年代，敏茨市經濟狀況日趨惡化，市政府幾近破產。這時的古騰堡剛完成大學學業，他滿腹學問，但兩手空空，已經無法在這個城市安安穩穩地生活下來。他無可奈何，只能選擇離開，到不遠的斯特拉斯堡尋求新的賺錢機會。

按照曼的研究，古騰堡在新地方不僅站住了腳，還積攢了一筆錢，和朋友合伙開了一個制造鏡子的作坊。他所經營的這個作坊為他日后的印刷發明提供了急需的啟動資金，積累了必要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易言之，古騰堡后來的發明固然偉大，但當初的動機不過是青春年少試圖改變命運、放手一搏的激情。當然，由于史料匱乏，我們已經無法知道更多的細節。

古登堡的工作場景

古騰堡印刷術的關鍵之一是金屬活字的制造。按照曼的研究，金屬活字制造在十五世紀歐洲是一項高難度的技術工作。別的不說，僅是在一個個切面非常小的鉛合金塊上刻上各種類型的字母，彼此還得大小厚薄一致，沒有高超嫻熟的技術是無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這種技術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掌握的。

古騰堡是如何發明這項技術呢？在曼看來，他家的職業傳統——鑄幣業為他的發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貨幣的鑄造在十五世紀仍然是手工進行的。據現代專家的解釋，就是在幾毫米方寸的堅硬的金屬板上“像在冰凍的黃油上一樣雕刻各種紋飾、字母”。按照曼的說法，鑄造貨幣時的紋飾雕刻，其復雜程度不亞于中國人在米粒上面微雕。古騰堡的家鄉敏茨從神圣羅馬帝國皇帝西格蒙德手里獲取了制造帝國貨幣的特權。鑄幣業因而成為該市的一個產業。古騰堡的父親和叔父都是鑄幣業的同人，他的同學中也有喜好鑄幣業的。他對貨幣鑄造的過程從青少年時代就已經非常熟悉。鑄幣和活字制造雖然有許多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在一塊幾毫米大小的金屬板上鏤刻文字。因此，古騰堡既然熟悉鑄幣技術，觸類旁通，發明金屬活字制造方法，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中世紀所鑄硬幣

有了資金和技術，古騰堡要想擴大生意，就需要有銷售對路的書籍。許多近代早期歐洲的著作，一談到思想文化就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這種說法自然有其正確的一面，不過，它們也夸大了新思潮在當日初興時的影響。這些新思潮在后世可能帶來革命性的變化，但是，在當時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實在是一個謎。例如，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固然是改變人類世界觀的革命性理論，但據今人的研究，這部書初印本不過一百五六十冊而已，可見讀者之少、市場之小。因此，古騰堡的印刷術雖然是技術史上的偉大變革，他用以印制的書籍卻非常傳統：圣經。

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按照曼的說法，文化和精神紐帶仍然是基督教及其經典——圣經。每一個教士、每一所寺院都需要圣經。但當時的圣經都是手抄本，在手抄過程中，書手的知識水平和理解程度的差異容易制造出各種各樣的錯誤，造成不應有的誤讀，最終影響基督教內在的凝聚力。這些問題隨著印刷本圣經的出現會大幅度減少。神職人員自然歡迎印刷本圣經的出版。而且，神職人員是古騰堡時代歐洲最有文化同時又最富裕的社會階層，也為圣經這樣的書籍提供了巨大的市場。古騰堡試圖以出版圣經為切入點壯大他的印刷生意，確實是有商業眼光的選擇。

古騰堡圣經

不過，圣經的出版既造就了他在印刷史上的顯赫地位，又毀滅了他的印刷事業。根據曼的研究，古騰堡在出版圣經前，還出版過別的書籍。這些書籍的出版，無論在規模還是成本上，都無法和圣經相比。印刷本圣經多達一千余頁，它的出版自然需要在資金、人力、物力上投入更多，而這些是古騰堡力所不能及的。因此，他不得不向敏茨的富商福斯特借貸。福斯特在古騰堡回敏茨開印刷廠時，已經投入一筆巨款。但是三年過后，福斯特發現他并未收到相應的回報。相反，古騰堡要求更多的貸款和投入。福斯特雖有些不滿，但擔心前功盡棄，還是提供了新的貸款。古利用這些資金在1455年完成了圣經的印制。按曼的估算，這部書如果全部順利售出，古騰堡可以從中得到兩千古爾丹的利潤。但是，精明的福斯特先下手了。他到法院起訴古騰堡，要求他立即償還所欠的全部貸款。古騰堡拿不出這筆錢，法院下令用古工廠的產品、技術等抵債。古把一生的精力投入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圣經的出版，最后卻被迫從自己工廠凈身出戶。他接受判決，再也未從這次失敗中完全恢復過來。不過，他仍然參與了此后一些書籍的出版。他在印刷業上的貢獻至少為自己的家鄉敏茨所理解。1465年，家鄉給他一筆豐厚的、無需納稅的退休金，其中包括一千公斤小麥和一千公升葡萄酒，數量之大，足供一個家庭之需。三年后的1468年，他去世了。

古騰堡印廠的復制品

曼在討論古騰堡時，并沒有忘記古的東亞同行，并就東亞為何沒有產生類似的發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原因之一是漢字數量龐大，活字造字成本高昂，西方文字就幾十個字母，造字成本低廉。應該說，曼的問題和他給出的答案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沒有商榷的空間。俄語也只有幾十個字母，但是，有研究指出，雕版印刷在俄國一直沿續到十八世紀。漢字數量幾近龐大，但是，在近代印刷術傳入后，印刷成本似乎也沒有想象的高昂，影響國人的接受。另一方面，在古騰堡之前，東亞雖然制造出銅活字，但是它們確實沒有廣泛流行，取代雕版印刷。在清朝雍正年間，清廷也制造出一套銅活字刊印《古今圖書集成》，但該書出版之后，這套銅活字就為人冷落，后據說為乾隆下令制成銅錢貢獻清朝的金融事業。不過，乾隆的決定其實已經道出金屬活字在東亞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金屬的缺乏。

金屬排字盤

在東亞印刷史上，金屬活字的大規模制造和使用，除個別案例外（如明代無錫華燧）主要是由國家主持的。根源就是中國的銅鉛等金屬資源有限，這有限的資源，當時為國家壟斷用于更重要的貨幣制造，自然不可能大量用于圖書出版。而且，相對于金屬為主的活字印刷的昂貴成本，以木材為主的雕版印刷無論就低廉的成本，還是方便的取材、便捷的修補，優勢是非常明顯的，自然是前者無法取代的。至于木活字和畢昇發明的泥活字，誠如許多研究所述，因材質限制，極易損耗，更是無法和雕版印刷競爭。畢昇的發明既然無法取代雕版印刷術，自然不為世人所重，不管其背后的思想理念如何超前，它落寞的命運也是無可避免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