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子

“現(xiàn)在有一個高考沖刺班，35天5萬塊，您覺得我應該去嗎？”

距離2021年高考還剩38天，教育博主阿粒收到這樣一則咨詢。聊天截圖顯示，這名高考生的二模、三模成績穩(wěn)定在320～330分，高考沖刺班承諾他“提升120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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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過度索取，或者說‘破格獲取’的心態(tài)。”馮霖在教育行業(yè)從業(yè)6年有余，先是在私立高中教了2年書，然后到高考沖刺班任教。在他看來，高考沖刺班的存在，是現(xiàn)行高考體制下的某種必然。“就是想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精力獲得最好的結果。”

家長愿意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花錢，已毋庸置疑。早前，《2017年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顯示，1/3的受訪家庭在孩子高考上的花費在2萬到5萬元之間，52%的受訪家庭在孩子高考輔導方面的花費超過1萬元。

但問題是，錢花了，分提了嗎？高考沖刺班的存在，對學生和現(xiàn)行教育模式而言，意味著什么？

平行世界

在網(wǎng)絡平臺搜索“高考沖刺班”幾個字，結果繁多，課程類型主要囊括1對1、小班、全托管和半封閉四類。而無論選擇哪種班型，基本意味著考生將脫離原本熟悉的復習環(huán)境，進入到一個以高考為終點的“平行世界”。

“基本圖個心理安慰”“只是炒冷飯”“成績沒什么提升”……論壇里，有人問：“高考沖刺班有用嗎？”答案多以“勸退”為主。但林怡卻向筆者描述了一幅截然相反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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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那年，成績波動引發(fā)的自卑心作祟讓林怡逃離了學校。“老師每天在講大題、難題，我跟不上，感覺像是一件衣服破了，不是在補破洞，而是在破洞的周邊繡花邊。”

林怡的高中是市里排名靠前的學校，本一率能達到90%。高一剛入校那會兒，林怡成績很好，考過年級前三，也上過紅榜。高二一整年，因為抑郁癥，學不進去，成績也跌落谷底。

“到了高三，學校會根據(jù)學生成績開設課后班，班里前十的學生上培優(yōu)班，排名二三十的上提升班，剩下的上補差班。”按成績，林怡會被分到補差班，但自尊心不允許她心安理得接受，“覺得自己像被學校遺棄了一樣”。

敏感如她，在“成績衡量一切”的心理暗示和“不再受老師重視”的心理落差下，林怡選擇了逃離，花1.7萬元報了為期兩個月的高考沖刺班。沖刺班有20余名學生，大多來自非重點高中，在那里，林怡覺得自己重新回到了“所有人都差不多”的環(huán)境，這讓她重拾安全感。

“安全感”三個字被林怡頻繁提及。于她而言，不被落下，沒有同齡人的壓力，便是自在的環(huán)境。而對于因為藝考脫離班級數(shù)日的藝考生而言，“歸屬感”是他們進入高考沖刺班這一“平行世界”的共性理由。

4年的執(zhí)教經(jīng)歷里，馮霖估摸過，藝考生占到了沖刺班學生的60%～70%左右。“這些學生回到學校里邊，很難跟上學校的節(jié)奏，分數(shù)大多徘徊在200～300分，也找不到自信。對于他們來說，到?jīng)_刺班從頭開始學，一來提升的速度可能更快，二來彼此之間也有共同話題。”

在馮霖看來，個性化、自由度是這個“平行世界”的兩個關鍵詞，當然，這也是兩把雙刃劍。“雖然說最后學生能不能考出來，誰都不能打包票，但起碼能讓學生有選擇權，選擇自己喜歡的機構、老師、教學模式，他們的自由度會更廣一些。”

而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在解釋高考沖刺班的時候則認為：“1977年恢復高考至今，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54.4%，已經(jīng)進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xiàn)象是，高考競爭從未停歇，甚至還有愈演愈烈的態(tài)勢。”而高考沖刺班，便是直接產(chǎn)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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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現(xiàn)實

即便是短暫因為“安全感”或“歸屬感”躲進沖刺班的“殼子”里，高考是始終無法逃避的“最終審判”。而在高考前，某些壓力就已然發(fā)生了。

據(jù)飲醴回憶，高考前，班里有5名同學報了校外沖刺班。到了備考后半段，不同科目的授課老師不約而同開始“炮轟”那些學生：“學校老師教了幾十年，難道就不如那些外面的機構？”而一向很少在課堂上講廢話的數(shù)學老師更是花了半節(jié)課時間強調：“離開了教室就是離開了高考。”

“特別關注”從老師傳遞至學生。飲醴還記得，班級里的每次大考之后，大家都會格外關心那些在外面報了班的同學的成績，也包括她自己。“成績貼出來后，大家對他們格外‘關心’，而且還指指點點。”

而高考真正結束后，才是對這些曾躲進“平行世界”的學生的最終審視。結果無非兩種，提分多的成了宣傳案例，沒怎么提分的，成了口口相傳中的“教訓”。

林怡算是成為宣傳案例的一類考生，與省質檢相比，她提升了90分，是整個沖刺班里唯一考上211院校的學生。但她也清楚，與其說感恩沖刺班本身，倒不如說感恩那兩個月里的自己。

沖刺班的課程安排很緊，從周一上課到周六，每天上午三節(jié)課，從八點到十二點，下午三節(jié)課，從兩點到六點，晚自習上到九點，然后回家繼續(xù)做老師布置的習題。因為是沖刺班，所有的知識點從頭開始教，方式也有些“粗暴”，不會的題型猛刷，一晚上做80道。

“班里很多人完成作業(yè)都很難，但我除了做老師布置的作業(yè)，還會再刷兩套卷子，基本都是凌晨三四點睡覺。”為了徹底隔絕外部干擾，林怡在沖刺班附近租了間房，沒有網(wǎng)，只有一個僅保留通話功能的老人機。

“所以說，高考沖刺班這個東西，真的要理性評估。”林怡覺得，不需要對其污名化或者刻意吹捧，關鍵是弄清楚它和自己的學習模式、學習習慣是否契合。“如果有意向，可以先試讀幾節(jié)課，看看自己在外面的上課效率是不是更高，外面老師講的內容是不是更容易吸收，或者說能否擺脫自己在學校里的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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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可能性”做成生意

在與時間賽跑的日子里，“可能性”異常值錢。

馮霖曾經(jīng)在河南省某三線城市的高考沖刺班任教，三個月課程，收費標準在2萬元左右，更高的能到3萬元。而當?shù)毓k普通高中的學費標準為：示范性高中930元/生·期，一般高中850元/生·期。

當然，“可能性”越大，收費標準也會越高。高考前夕，馮霖的一個學生參加了一個集訓班，三天時間，收費3萬元；另外一個學生和一個機構簽了約，單英語科目，收費5萬元，保高考130分以上，考不到的話全額退款。

“一般來說，高考沖刺還是有一個行業(yè)標準的。當?shù)氐凝堫^、標桿性機構收費最高，然后是腰部機構、個人開辦的‘名師授課’，但真正的定價還是符合市場要求的，否則就沒生意做了。”

10年前，馮霖參加高考，那會兒沒怎么聽過高考沖刺班，但從業(yè)4年來，他能明顯感覺到，做這一行的越來越多。“畢竟專門針對高考沖刺，只有三個月，屬于一個短平快的賽道，輕資產(chǎn)行業(yè)，很多人愿意嘗試。”自然，盈利也異常可觀。

據(jù)馮霖介紹，小型機構的成本大概在30%左右，大機構成本在50%左右。這也意味著，如果經(jīng)營得當，至少能“對半賺”。疫情發(fā)生以前，馮霖的一個朋友經(jīng)營一家高考沖刺名師工作室，三線城市，18個學生，3個月掙了二三十萬元。

厚利催生亂象。2019年，“河北衡水一中福建高考學習中心”發(fā)布招生簡章，稱該中心由衡水一中授權，常年開辦高考復讀班、高考靠前沖刺班。隨后，衡水一中發(fā)布聲明稱該中心“冒用名義，肆意欺騙廣大學生及家長”。同年，南京某家長向媒體反映，給孩子花3萬元報了高考沖刺班，但老師在自習課上讓學生們整理發(fā)票。

針對亂象，有業(yè)內人士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表示，課外補習機構的管理難度極大。“雖然教育部門對校外補習機構負有監(jiān)督職責，但很多補習機構是在工商部門進行登記的，給監(jiān)管造成了一定困難。”

而在熊丙奇看來，高考沖刺班根植于高考焦慮，即單一的分數(shù)評價體系和單一的成長選擇。一方面，我國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資源配置慣于向名校傾斜，另一方面，社會整體存在“高學歷消費”現(xiàn)象。從目前來看，這種焦慮暫時難以緩解。

“在巨大的高考競爭壓力下，成績還是最后的定論。這就導致了學生和家長們想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精力，取得盡可能最好的結果。”馮霖將這種心態(tài)概括為“過度索取”，或者說“破格獲取”。

（文中阿粒、馮霖、林怡、飲醴均為化名）

（編輯：黃玉璐 校對：顏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