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絲綢之路，簡稱“絲路”。是指西漢（前202年-8年）期間，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西北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后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制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在明末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在元末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絲綢之路等等。

絲綢之路（德語：dieSeidenstrasse）一詞最早來自于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國>，有時也簡稱為絲路。

雖然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促進經貿發展的產物，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并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后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乞丐獄犯，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系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廣義上絲路的東段已經到達了韓國、日本，西段至法國、荷蘭。通過海路還可達意大利、埃及，成為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絲綢之路一般可分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為北中南三條線路。 東段：從長安到玉門關、陽關。（漢代開辟）

中段：從玉門關、陽關以西至蔥嶺。（漢代開辟）

西段：從蔥嶺往西經過中亞、西亞直到歐洲。（唐代開辟）

以下為絲路各段上的重要城市名稱（括號內為古地名）。

公元10世紀時期北宋政府為繞開西夏的領土，開辟了從天水經青海至西域的“青海道”。成為宋以后一條新的商路。

往返于絲綢之路上的商隊。中段主要是西域境內的諸線路，它們隨綠洲、沙漠的變化而時有變遷。三線在中途尤其是安西四鎮（640年設立）多有分岔和支路。 南道（又稱于闐道）：東起陽關，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經若羌（鄯善）、和田（于闐）、莎車等至蔥嶺。

自蔥嶺以西直到歐洲的都是絲綢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線分別與中段的三線相接對應。其中經里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線是在唐朝中期開辟。

北線：沿咸海、里海、黑海的北岸，經過碎葉、怛羅斯、阿斯特拉罕（伊蒂爾）等地到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

南線：起自帕米爾山，可由克什米爾進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從白沙瓦、喀布爾、馬什哈德、巴格達、大馬士革等前往歐洲。

早在遠古時期，雖然人類面對著難以想象的天然艱險的挑戰，但是歐亞大陸東西之間并非像許多人想象中那樣地隔絕。在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著一條由許多不連貫的小規模貿易路線大體銜接而成的草原之路。這一點已經被沿路諸多的考古發現所證實。這條路就是最早的絲綢之路的雛形。 早期的絲綢之路上并不是以絲綢為主要交易物資，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中國商人就已經出入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購買產自現新疆地區的和田玉石，同時出售海貝等沿海特產，同中亞地區進行小規模貿易往來。而良種馬及其他適合長距離運輸的動物也開始不斷被人們所使用，令大規模的貿易文化交流成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區經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餓的單峰駱駝，在公元前11世紀便用于商旅運輸。而分散在亞歐大陸的游牧民族據傳在公元前41世紀左右即開始飼養馬。雙峰駱駝則在不久后也被運用在商貿旅行中。

另外，歐亞大陸腹地是廣闊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對于游牧民族和商隊運輸的牲畜而言可以隨時隨地安定下來，就近補給水、食物和燃料。這樣一來一支商隊、旅行隊或軍隊可以在沿線各強國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存在或激發敵意的情況下，進行長期，持久而路途遙遠的旅行。

最初的發展：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墳塋的考古中人們發現了產自新疆的軟玉。這說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紀，中國就已經開始和西域乃至更遠的地區進行商貿往來。依照晉人郭璞在<穆天子傳>中的記載，前963年周穆王曾攜帶絲綢、金銀的貴重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將和田玉帶回中國。雖然這種說法的真實性還沒有定論，但是目前在絲綢之路沿線的考古中，確實出土了部分在這一時期的絲綢制品。

在中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已經存在了相當規模的對外經濟交流。<史記·趙世家>中記錄了蘇厲與趙惠文王的一段對話：“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非王有已。”蘇厲用趙國通過對外貿易得到的財富威脅趙惠文王一段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點：因為人們相信，“昆山之玉”即為昆侖山下出產的軟玉，而胡犬則是產自中亞、西亞的一個狗的品種。

隨著公元前5世紀左右河西走廊的開辟，帶動了中國對西方的商貿交流，西域地區諸如鄯善、龜茲等國家紛紛在這一時期逐漸出現。而當時的歐洲國家已經出現了“賽里斯”（Seres，源自希臘語言“絲”，從漢語“絲”的音轉化的“Ser”。）——對中國的稱呼。這種小規模的貿易交流說明在漢朝以前東西方之間已有經過各種方式而持續長時間的貿易交流。

不僅僅是絲綢，同時絲綢之路上另一件著名的商品，產自今阿富汗巴達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世紀就開始出現在中國、印度、埃及——這意味著中亞地區的商旅貿易開始的時間要比這一地區部分國家的誕生還要早些。約1000年后，青金石的貿易開始傳入印度的哈拉帕（Harappa）。后來成為佛教七寶之一。 作為世界上最早出現國家的文明之一，目前很多考古發現證明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開始從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亞的貿易。人們相信，在前14世紀時期，埃及人已經造出了船。

在埃及，人們發現了距今5000馀年，產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說明埃及人已經開始沿著這條時候被稱為絲綢之路的道路上，展開了一定規模的貿易。一些人認為是前1070年左右絲綢殘骸的碎片已經被發現，這意味著至少在前1070年埃及可能已經與中國有了間接的貿易往來。不過此后不久絲綢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并絕跡于此后很長一段時間的史冊。同時，這些前11世紀的絲綢究竟是中國養蠶技術所出現的絲綢，還是一個來自地中海沿岸或者中東的“荒野絲”，就是一個極有爭議的話題了。

在一統巴比倫和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大流士一世（前521年至前485年）統治下，四處擴張的波斯建立了在中、西亞的地區強權。史料記載這位帝王喜愛愛琴海生產的鮮魚和故鄉帕提亞的水。為此大流士建立了一條連接安息帝國首都蘇薩（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流域）到小亞細亞以弗所和國土各地的“波斯御道”，這條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線各段設立驛站，借助每個驛站的好馬和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過這條道第一時間送至首都，再將帝王的指令傳播到波斯全國。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進獻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樣的距離對于普通人而言需要3個月。一方面安息利用這樣一條遍及各地的古代國道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各地的統治，另一方面也直接帶動了這一地區的商貿活動。

在亞歷山大建立他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有學者認為，這就是中國古籍記載的“犁軒”）后，他的繼承者托勒密一世在前323年最終控制了埃及。希臘人開始積極促進小亞細亞、印度和東非之間通過希臘管轄的港口進行的貿易活動，在陸地上希臘人也一樣在貿易領域非常活躍。這一時期歐亞之間的繁榮的經貿并不僅是希臘人的成就，地處阿拉伯半島及中亞的阿拉伯人——尤其是納巴泰人人（前106年為羅馬帝國所滅）為中亞的貿易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希臘人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帝國在中亞乃至更東方的擴張來打通并控制東西方之間的陸上絲綢之路，帝國東部邊境也許已經到達了大宛國（今吉爾吉斯斯坦費爾干納）——如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西部。如今人們在這一帶的考古發現了亞歷山大大帝在前329年建立的城市——苦盞（希臘人命其為“極東亞歷山大城”，即亞歷山大東征的最遠處）。 接下來的300年間，希臘人保持了這個龐大帝國在亞洲的統治。塞琉古帝國（Seleucid，參見已不存在國家列表）的將領歐西德姆斯（Euthydemus）據大夏和粟特獨立，他和他的兒子德米特里（DemetriusIofBactria，死于公元前167年）向四周塞種人地區、安息和大宛擴張領土。繼續沿著亞歷山大過去的道路向西拓展。在大夏國王歐西德姆斯（前230-200年）執政時期國土達到極致：大夏控制的土地不僅超越了復次忽氈，有證據顯示他們的偵察隊在前200年左右已經到達過喀什，這是有史以來最早的，有據可考的一次連接中國與西方的活動。古希臘歷史學家斯特拉波曾這樣評價這次行動：“他們甚至將自己國家的國土拓展至塞里斯（中國）和弗林尼（Phryni）。”

但這種交流不完全等同于公元前1世紀繁榮的的絲綢之路，也并沒有持續下來。隨著游牧民族的不斷強盛，他們同定居民族之間發生了不斷的爭斗，之間也在不斷的分裂、碰撞、融合，這使原始的文化貿易交流僅存于局部地區或某些地區之間。不過，隨著各定居民族的強國的不斷反擊和擴張，這些國家之間往往發生了直接接觸，如西亞地區馬其頓亞歷山大的東征、安息王朝與羅馬在中亞和地中海沿岸的擴張，大夏國對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統治，以及促使張騫動身西域的大月氏西遷。這些都說明上述地區之間進行大規模交通的要素已經具備，出入中國的河西走廊與聯通大陸上各國的道路業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

而且同時連同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西域地區小國林立，中亞地區也是戰火紛飛。西域西北側與中國北方又有強大的匈奴在側，控制西域諸國，與周邊民族和中國中原王朝爭斗不止。經濟文化的交流僅僅是一個相對安定的地區內才能做到的。所以當時的東西方之間并沒有深刻的了解，對文化上的交流更是相互隔絕。就連上古曾經存在過的貿易往來，這是也往往變成了傳說和神話，殘留在東西方人民的心中。

張騫的西行

前2世紀，中國的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后國力日漸強盛。第四代皇帝漢武帝劉徹為打擊匈奴，計劃策動西域諸國與漢朝聯合，于是派遣張騫前往此前被冒頓單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帶一百多隨從從長安出發，日夜兼程西行。張騫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虜，遭到長達十余年的軟禁。他們逃脫后歷盡艱辛又繼續西行，先后到達大宛、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市場上，張驀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氈、大秦國的海西布，尤其是漢朝四川的鄧竹杖和蜀布。他由此推知從蜀地有路可通身毒、大夏。前126年張騫幾經周折返回長安，出發時的一百多人僅剩張騫和一名堂邑父了。史書上把張騫的首次西行譽為“鑿空”即空前的探險。這是歷史上中國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個使團。前119年，張騫時任中郎將，又第二次出使西域，經四年時間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達烏孫國、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 自從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向漢武帝報告關于西域的詳細形勢后，漢朝對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制御匈奴，變成了“廣地萬里，重九譯，威德遍于四海”的強烈愿望。為了促進西域與長安的交流，漢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商。這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為富商巨賈，從而吸引了更多人從事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原與西域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同時漢朝在收取關稅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潤。出于對匈奴不斷騷擾與絲路上強盜橫行的狀況考慮，加強對西域的控制，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設立了漢朝對西域的直接管轄機構——西域都護府。

以漢朝在西域設立官員為標志，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的時代。

大規模的貿易：當羅馬人在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后，加之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后遠東中國傾國力向西拓展的機遇，通過絲路的交流與貿易在印度、東南亞、斯里蘭卡、中國、中東、非洲和歐洲之間迅速發展。無數新奇的商品、技術與思想來是源源不斷的歐亞非三洲的各個國家。大陸之間的貿易溝通變得規則、有序。 羅馬人很快就加入到這條商道中，從1世紀起羅馬人開始狂熱的迷戀著從帕提亞人手中轉手取得的中國絲綢——即便當時的羅馬人相信絲綢是從樹上摘下來的。“賽利斯人們（中國人）以從他們的樹林中獲取這種毛織品而聞名于世。他們將從樹上摘下的絲綢浸泡在水中，再將白色的樹葉一一梳落。（絲綢的）生產需要如此多的勞役，而它們又來自于地球的彼方，這令羅馬的少女們可以身著半透明的絲衣在大陸街上炫耀。”（老普林尼，<博物學>）

那時，絲綢成為羅馬人狂熱追求的對象。古羅馬的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約12兩黃金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這迫使元老院斷然制定法令禁止人們穿著絲衣，而理由除了黃金外流以外則是絲織品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絲綢衣服，如果它的材質不能遮掩人的軀體，也不能令人顯得莊重，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們沒有注意到她們放浪的舉止，以至于成年人們可以透過她身上輕薄的絲衣看到她的身軀，丈夫、親朋好友們對女性身體的了解甚至不多于那些外國人所知道的”（塞內卡，<雄辯集>，第一卷）。不僅僅是羅馬人對來自東方的神奇玩意兒感興趣。埃及歷史上著名的艷后zh-hans:克利奧帕特拉七世;zh-hk:克麗歐佩特拉七世;-zh-hant:克麗歐佩特拉七世;也曾經被記載穿著絲綢外衣接見使節，并酷愛絲綢制品。97年，東漢將軍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漢朝在中亞地區的主導地位后，派甘英攜帶大量絲織品到達條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條克），而當時安條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爭奪的國土。因而中國與埃及最早的官方溝通應當就是在這一時期。 而記載中的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官方溝通似乎不止于此。<后漢書>記載了公元166年羅馬使節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并在中國建立了大使館的紀錄。

然而，當中國進入東漢時代以后，由于內患的不斷增加，自漢哀帝以后的政府放棄了對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內部紛爭不斷，后期車師與匈奴年年不斷的戰爭更令出入塔克拉瑪干的商路難以通行，當時的中國政府為防止西域的動亂波及本國，經常關閉玉門關，這些因素最終導致絲路東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

7世紀到12世紀

二度繁榮

隨著中國進入繁榮的唐代，西北絲綢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國統治者的關注。為了重新打通這條商路，中國政府借擊破突厥的時機，一舉控制西域各國，并設立安西四鎮作為中國政府控制西域的機構，新修了唐玉門關，再度開放沿途各關隘。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絲路分線，將西線打通至中亞。這樣一來絲綢之路的東段再度開放，新的商路支線被不斷開辟，人們在青海一帶發現的波斯銀幣是目前中國境內最多的，這證明青海也隨著絲路的發展成為與河西走廊同等重要的地區，加上這一時期東羅馬帝國、波斯（7世紀中葉后阿拉伯帝國取代了波斯的中亞霸權）保持了相對的穩定，令這條商路再度迎來了繁榮時期。 與漢朝時期的絲路不同，唐控制了絲路上的西域和中亞的一些地區，并建立了穩定而有效的統治秩序。西域小國林立的歷史基本解除，這樣一來絲綢之路顯得更為暢通。不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開始成為絲路東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來于絲綢之路的人們也不再僅僅是商人和士兵，為尋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們也逐漸出現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到其他國家，并接納相當數量的遣唐使及留學生，讓他們學習中國文化。同時佛教、景教各自迎來了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機會，一時間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絲路商貿活動的直接結果是大大激發了唐人的消費欲望，因為商貿往來首先帶給人們的是物質(包括錢財等)上的富足，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來源地域帶給人們的精神差異的影響。絲路商貿活動可謂奇貨可點、令人眼花繚亂，從外奴、藝人、歌舞伎到家畜、野獸，從皮毛植物、香料、顏料到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從器具牙角到武器書籍樂器，幾乎應有盡有。而外來工藝、宗教、風俗等的隨商進人更是不勝枚舉。 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時高門大戶的消費對象與消費時尚。相對而言，唐人的財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強得多，因此他們本身就有足夠的能力去追求超級消費，而絲路商貿活動的發達無非是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而已。理所當然的就有許許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異，有錢人不僅購置奇珍異寶而且還盡可能在家里蓄養寵物、奴伎。帝王皇族帶頭，豪紳闊戶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異域奇物為能。美國學者謝弗指出:“七世紀（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

受到這條復興了的貿易路線巨大影響的國家還有日本。8世紀日本遣唐使節帶來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這些寶貴古代文物現代也在奈良正倉院保存下來。所以，奈良正倉院被稱為絲綢之路的終點。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來的。1988年奈良縣政府在奈良市舉行大規模的絲綢之路博覽會。日本最大的電視臺NHK曾從中國到歐洲以實地拍攝方式制作絲綢之路節目

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

經過安史之亂后的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昆侖山北進，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戰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產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遠行。唐以后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因而相對穩定的南方對外貿易明顯增加，帶動了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漸成為南方經濟大城。

當中國人開始將他們的指南針和其他先進的科技運用于航海上時，海上絲綢之路迎來了它發展的絕佳機會。北宋南方高度發達的經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經濟最為發達的北宋沒有控制以往絲路的河西走廊，這成為日后絲路上青海道繁榮的機遇。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早已無法控制整個西北。因而西北絲路的衰落日益明顯，而南方絲綢之路與海上絲路的開辟，逐漸有取代西北絲路的現象。

12世紀以后

1280年忽必烈在宮殿接見馬可·波羅。自唐末以來西北絲綢之路已經錯失了它發展的大部分機遇——中亞和新疆地區荒漠地區的草原、綠洲被連年的戰火所摧毀：這對以一個綠洲國家的農業生產而言毫無疑問是致命的，而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正是古代國家立國的根本。唐代安史之亂后中國各地戰火紛飛，為絲路直接服務的北方地區經濟大受打擊，史料記載黃河流域的絲綢生產幾乎陷于停頓。當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孫們孜孜不倦的開辟著廣闊的疆土時，絲綢之路——不僅是這條西北絲綢之路，包括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都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蒙古帝國內部的交通路線。雖然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們并沒有建立嚴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權體系(這也許與其游牧民族的特性有關)，各地并沒有統一的行政體系。

但蒙古帝國也摧毀了以往在絲綢之路上大量關卡和腐朽的統治，令絲綢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個朝代都要方便一些。蒙古帝國和它在中國的權利繼承者，對這些從西方前來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歡迎的態度，元朝統治者甚至任命一些外國人——主要是基督教徒，擔任地方的行政長官。不過沿著絲路前進的人們，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為使命的人們，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的絲綢之路了。諸如馬可·波羅和長春真人的游記就體現了這一點。這從側面反映西北絲路的衰落。此外，包括中國在內亞歐大陸進入了逐漸寒冷的階段。當絲路的歷史步入14世紀——中國稱其為“明清小冰期”的開端后，西域地區脊背上已不再適合當時的人類居住。西北絲綢之路的東端幾乎已經荒廢。而西域各古國大多已不復存在，成為流沙之中見證絲路輝煌的遺跡。

絲綢之路有利地促進了中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成漢朝的興盛產生了積極作用.。這條絲綢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條重要通道。在中國當今的對外經濟交流中，仍然發揮著重大作用，我們應該很好地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