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在上籃球實訓課
閆衛國 攝
在洛陽瀍河區，有一所特殊的學校：別的學校擇“優”錄取，這所學校擇“差”錄取；別的學校一個班主任管四五十個學生，這所學校一個班設四個班主任，只管一二十個學生……作為我市唯一的工讀學校，市旭升中學承擔著“問題少年”的教育，也經歷著時代變遷。
1 一名“問題少年”的救贖
“這個球傳得好！”“精彩！”2020年12月21日，冬至，寒風凜冽。市旭升中學籃球場上，喝彩聲不斷——該校籃球教練陳鵬，正帶著學生上籃球實訓課。看到孩子們認真打球的樣子，陳鵬感慨良多：這里是工讀學校，接收的多是“問題少年”；他，也曾是其中一員。
8年前，因厭學、打架等，上初二的陳鵬被送到了市旭升中學。“如果初二沒轉來，我的人生可能滑向深淵。”陳鵬說，從記事起，父母就因工作忙，常年在外地，他跟著奶奶過活。性格孤僻的他，小學時常被霸凌。升入初中后，霸凌變本加厲，他開始反抗，打架成了家常便飯，后來學會曠課、逃學。
直到這時，陳鵬的父母才發覺問題。他們辭職返洛勸說，但為時已晚。陳鵬和父母激烈對抗，并表示不打算讀書。后來，陳鵬的父母打聽到有一所公辦學校，能矯治孩子的行為，便將陳鵬送到市旭升中學，希望老師能勸動他。
“第一次見陳鵬時，他十三四歲，個子卻有一米九，倔強又沉默。”該校副校長王懷章說，一開始很難和陳鵬溝通。后來，得知他曾在小學校運會拿過跳高、跳遠第一名，王懷章就每天傍晚到學校教他打籃球。半個多月后，陳鵬適應了新環境。
住校生活和老師的全天候陪伴，讓陳鵬有了安全感。平時，他像普通初中生一樣學文化課，課余時間按個人興趣上社團課。初二下學期，陳鵬參加了市教育局組織的校園籃球聯賽并獲獎。站在獎臺上，如雷的掌聲，讓他第一次找回自信。
2013年6月，陳鵬通過中招體育特長生政策被市回中錄取。高中三年，每天下午放學，陳鵬仍舊到市旭升中學練習籃球。高考時，他考上了焦作師專體育學院體育教育專業。
去年大學畢業后，陳鵬回到市旭升中學，擔任籃球社團的代課老師。他像當年老師們教自己那樣，從運球、轉身、投籃開始，幫助像他一樣的“問題少年”重燃信心，找回航向。
2 一所工讀學校的尷尬
這些年，像陳鵬一樣，從市旭升中學走出的學生有不少。這所位于瀍河區啟明東路與環衛路交叉口的學校，是河南省現有的兩所工讀學校之一，也是我市唯一的工讀學校。
該校有六年級至九年級共六個班近70名學生。“多是家庭難管、學校難教、社會難容的‘三難’少年，用常規教育方法很難起效。”該校校長潘海潮說，所以，學校實行全封閉半軍事化管理，幫學生重建生活、學習習慣。
一個班一二十個學生，學校配四名班主任。在生活上，學生周一到周五在校，除上課外，還隨教練跑操、整理內務等，作息被精確到每一分鐘，周末由家長接回；在學習上，各科教師結合普通小學、初中教材，研發課程，解決學生基礎薄弱、學習興趣嚴重不足問題。另外，學校還有剪紙、國畫、籃球、武術等社團課，培養學生的耐心和特長，為將來中招升學作準備。
對于這種管理方式，初三學生曉哲的感受具有代表性，“剛來第一個月最難熬，覺得失去了自由，總想逃走”。作為一個重度網癮患者，每次返校，他都會偷帶手機，但經常被沒收，如此幾次后就要受到懲罰——周末不準回家，在校接受思想教育、鍛煉身體、整理內務等。第二個月，適應學校生活后，曉哲獲得了獎勵——到校外吃飯、限時玩游戲。入校到現在一年多，曉哲早已融入校園生活，目前正為明年的中考作準備。
“通過這樣的矯治，不少學生走上正途。”潘海潮說，有的考上普通高中，有的因特長被四川音樂學院附中、河南職業藝術學院錄取；還有的參軍了……“真為他們高興，但也有遺憾，其實，我們可以幫助更多這樣的孩子”。
前不久，潘海潮接到一個來自我市某公辦初中負責人的求助：該校一名初二學生有暴力傾向，多次與同學打架、頂撞老師，還拒不認錯，學校建議將其送到市旭升中學，但孩子的父母認為，“工讀學校就是少年犯集中營”，擔心影響孩子今后的升學、就業。盡管老師多次勸說，這個孩子最終還是被轉入一所寄宿制私立學校，入校后依舊問題不斷。
“學校也采取過一些措施，希望能解決家長的后顧之憂。”潘海潮說，比如，學生轉入市旭升中學后，可選擇將學籍保留在原校，就讀情況不記入檔案，不良行為矯治后隨時可回原校等，但仍難改變家長的看法。學校每年招生人數，從早期的近百人到現在幾十人，并且還在逐步減少。
生源少、招生難，是否意味著“問題少年”變少了？并非如此。今年6月，最高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顯示，雖然近年來我國未成年人嚴重暴力犯罪有所減少，但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等人數在逐年上升。
3 一個破解困局的期望
一邊是工讀學校學生少，一邊是“問題少年”在流浪——不僅市旭升中學，從全國范圍看，各地工讀學校都遭遇了此問題。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全國有93所工讀學校，多數學校缺生源。河南的工讀學校最多時有7所，目前僅鄭州、洛陽各有一所。
“招生難或與1999年頒布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06年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有關。”市公安局治安支隊退休民警、市旭升中學原副校長楊留富說，此前，工讀學校招生有強制性，即經原校報公安局批準或公安機關報教育部門批準，即可強制送入工讀學校。新法頒布后，學生必須由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原校提出申請，經教育部門批準，方可送至工讀學校。而家長對工讀學校的認知，導致他們很少愿意主動將孩子送來。
家長不愿送，“問題少年”會去哪兒？潘海潮說，有的學生會堅持留在原校，有的輟學流入社會，還有的經工讀學校短期矯治后，家長聯系新學校把孩子轉走。
“中學階段是孩子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有些孩子意志薄弱，經短暫矯治看似有所轉化，但離開這個環境后會故態復萌，走上吸毒、違法犯罪道路的也屢見不鮮。”潘海潮說，如果工讀教育能延伸到高中或職高階段，孩子們就能在穩定的環境里學習，等到18歲人生觀、價值觀穩定之后再走上社會，犯罪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近年來，相關法律草案修改時，也提及這一問題。
“今年8月，《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草案》（以下簡稱《草案》）擬進一步明確專門學校和專門教育的法律定位。”河科大法學院副教授林國強說。《草案》表明，對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所在學校無力管教的，可向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提出申請，經評估后送入專門學校接受專門教育。公安機關在辦理案件中發現未成年人有特定情形的，經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評估后，可將其送入專門學校接受專門教育。
2019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加強專門學校建設和專門教育工作的意見》，鼓勵各地通過職業院校開設專門班級、與社會力量合作辦學等方式，拓展豐富專門教育的形式和渠道。
“多建一所學校，就能少建一座監獄。與其事后彌補，不如做好預防。”社會學者安鋒說，挽救迷航少年，需要家庭、學校、社會形成合力，將更多資源、精力投入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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